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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赤壁赋》有感

  几乎,在所有经典的文学中,凡是跨越时空的作品,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,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,与这个世界既相互切割又相互吞噬的共生关系: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的走向的本质苦难,构成了人类必然,甚至是绝望的生命归元。在这必然中,每一生命个体,都能找到自己,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:妄图通过努力,看见自己,在黑暗中行走的声音。

  苏轼的《赤壁赋》,在我个人看来,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,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,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,在黑暗里朦胧出几分祥和的亮色: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,传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怀。作者在这篇赋里,借助外在的叙事联欢与内在的情感冷遇,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。纵观苏轼的一生,我们不难发现,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。苏轼的生命走向,在很大程度上,取决于政府的集团幽默:当政府决定要把某个人拿来把玩把玩,总是先把猎取对象像猪一样豢养起来,膘肥体壮之后,就让他浮在水上或飘在空中。在苏轼的时代,作为北宋政府,还是相对开明的;作为北宋皇帝,也是相对开明的。唯一不开明的,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善良的小人了。虽然任何一个时代,小人总是存在的。尤其衣冠枭獍者。

 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,在某种意义上,其流浪的命运格局,基本上都是小人们,同心同德努力的结果。当然,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。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正如其弟子由所说,苏轼的被遭陷害,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,名气太大,口无遮拦,率性浪漫。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,难免不获罪他人,也难免不遭遇小人。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,这点,历史几乎没有例外。为此,苏轼的被贬就成为社会的必然。其实,政府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,皇帝对苏轼也本来没有什么。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,红着狗眼狠命乱咬。再开明的皇帝,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噪音蛊惑。为此,苏轼的宿命悲剧,几乎是社会与自我的相互决裂。好在苏轼在自我意义上,能够自我解嘲,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,宿命地浪迹天涯。苏轼在流浪的路上,不但没有倒下,反而更加坚挺了自我的内在气节。为此,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《赤壁赋》,除了自身的美学意义之外,更多的则是其人文意义,社会意义。

  当一个人站在社会或时代的断面,看得最多的,不是时代的欢宴,就是时代难以言说的阴暗与阴险。在苏轼的时代,社会格局是相对稳定的,统治集团内部在局部意义上,也是和谐的。唯一不和谐的,只是权力的相互倾轧。权力,在一般情况下,都能使人丧失人性。作为苏轼本人,或许并不想卷入这种纷争。作为翰林院学士的苏轼,或许只想读读书,看看天,泡泡茶,喝喝酒。偶尔去灯红酒绿一下,以完成自我的宿命根本。但朝廷并不给苏轼这种机会。谁叫你才学和名气都高呢?当一个社会整体弱智,出类拔萃,或者具有相对健全智慧的人,总是率先受到攻击,这几乎是一条阴险的定律。作为苏轼,本意是善良的。本意善良的苏轼,当然不太考虑个人,或者基本上不考虑个人。因为苏轼无论在哪个方面,都是忠于朝廷的,也是忠于皇帝的。忠于朝廷的苏轼,既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,也不欣赏司马光的顽固保守。深受儒家浸淫的苏轼,希望走一条比较中和的道路,在稳步中走向新的彼岸。但朝廷却扼杀了他的善良愿望。苏轼的唯一结局只能是发配,发配,再发配。这在当时,还算朝廷的恩典。因为“乌台诗案”仅仅是一个导火线,即使没有“乌台诗案”,也可能出现“鸟台诗案”,或者其他什么乌七八糟的诗案文案情案命案。朝廷要收拾一个人,总是很容易的,无论你多么杰出。越是杰出的人,朝廷收拾起来,总是越加顺手,也就越有成就感。因为通过此,可以更加证明,朝廷是无所不能的,朝廷是绝对不可战胜的。无坚不摧的朝廷,在如此背景下,当然可以为所欲为,无论公众道德,社会格局,民众走向的意愿如何。

  其实,苏轼被朝廷赶出来,这应该是佛主的庇佑。在当时的体制下,苏轼没有被砍头,实在是运气,虽然差一点就被砍了。如此看来,北宋政府还是不喜欢砍文人脑袋的。比较喜欢砍文人脑袋的,还是秦始皇,以及后来的皇上或者陛下。秦始皇在砍文人脑袋方面,开了个绝妙的好头。也许,秦始皇的愿望并不在此,他只是给自己开了个冷幽默式的玩笑,结果无人喝彩,只好一意孤行,本想以扼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“始”。这在某种意义上,有解决自我归宿的意思,结果弄巧成拙,到最后居然事与愿违。好在宋朝皇帝没有向秦始皇学习,或者已经学习了,结果被美酒美女一泡,事到临头又不好意思想起来。否则,十个苏轼也被玩完了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,苏轼从朝廷走向民间,终于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转,也完成了作为朝廷的苏东坡,转向民间的苏东坡的抒情叙事。

  话虽如此,苏轼还是朝廷的,其思维与走向仍是朝廷式的,其自我无论怎样被贬,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,因为,无论官职大小,总是国家干部。这是苏轼的心理出发点。有了这个出发点,苏轼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。这当然是由其身份,教育程度,成长环境与社会走向所决定的。有了这个前提,苏轼从朝廷到黄州只能算是暂时的迫不得已。

  黄州,实际上可能比苏轼的想象还要差劲。但再差劲的地方,也有不差劲的景象或者想象。当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马时,还有黄芦苦竹,还有青山杜鹃。虽然景色不佳,鸟声不脆,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再说,浔阳江头,脉脉的夕阳,白白的芦花,皎皎的秋月,凉凉的金风,以及幽幽远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软软波涛,不时拍打着老白的心。偶尔出去走走,看看,听听,说不定也会心旷神怡。所以,在那个不明不白的秋天,在那个明月或者微月之夜,老白送别友朋,闻见江中琵琶声,也不禁悲从中来,道出“相逢何必曾相识,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叹,虽然,老白的感叹与琵琶歌女的感叹有本质的不同。苏轼作为那个时代,那个地点,那种景象,那种际遇,那种心境的碳水化合物,也难免不把内心难咽难诉的东西,借助景观媒介,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出来。文人,一旦一帆风顺,总是禁不住高堂走马,长街跃鞭,那副春风得意的模样,难描难画;一旦遭厄,不是愤怒,就是幽怨,抑或自残,甚至自戕。屈原烈士在这个方面开了先例。李白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是典型。老李当年未出山时,总是郁郁寡欢,觉得天生我才怎么就没有个用武之地呢。一旦被朝廷召见,却立马发出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超级男声。可在被朝廷驱逐时,又禁不住长喟短嘘,特别是在个人美梦飘渺无依之际,居然发出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酸葡萄咒语。

创建时间:2019-10-09 00:10:34
最后更新:2019-10-09 02:04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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